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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开国二百年，土地兼并和人口激增，成为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两大问题。开拓殖民地和发展工商业，已经被证明，是减缓国内土地压力和人口压力的有效途径。哪怕乐土重迁的恋乡情绪，也无法影响到保守的百姓进城务工，更有野心一点的，则会选择‘移居到吕宋，开始新生活’。
然而在开始阶段，移民进行的异常艰难，国人将远隔重洋的吕宋岛视为地狱，没有人愿意报名前来。为了应付来自沈默的压力，各省将监狱中的囚犯运到吕宋充数。
这固然给了囚犯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吕宋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广阔的魔鬼之岛。这个人就是吕宋总督沈京，虽然当他发现自己被沈默骗了，吕宋岛压根没有美女，只有一群群来自各省的囚犯，心情肯定十分糟糕。
然而沈默之所以让他来当这个总督，就是看中了他总是能想出办法，解决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在经过一番观察后，沈京发现，超过半数的囚犯，其实是因为拖欠赋税而被捕的老实农民，心里便有底了。在他看来，吕宋岛不仅仅是一片服刑之地，也是一片救赎之地。他相信在自己的温和统治下，囚犯也会转化为守法的臣民的。
于是沈京宣布，所有刑满释放者，都可以在总督府注册为普通移民，并享有土地权利。良好表现可以换取自由的前景，甚至是美好的未来，是让这些囚犯们洗心革面的最有效的诱惑……当然一开始，囚犯的生活比奴隶好不了多少。他们被迫替总督府工作，或者被分配给越来越多的私人地主。但是到了刑满释放时，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向出价最高者出卖他们的劳力，或者自己开荒变成地主。事实上，那些生存下来服完刑的人都有了重新生活的机会，而这些人也成为总督府的狂热拥护者。
当然并不是每个囚犯都能以沈京的方式得到救赎。对于这些顽固不化的再次犯罪者，沈京的答案是，让他从这个世界消失……总督府死刑的方式很多，而且不需要通过北京的刑部，随时随地都可以处决人犯，所以只要谁再次犯罪，没几天就会身首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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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宣传和证据，使本土的人们了解了吕宋，相信了移民的前景。从嘉靖末年开始的移民工程，在经过十年的艰苦开拓后，终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人，在此安家立业，度过了最初的举步维艰，踏入飞速增长的阶段，截至万历八年末，在吕宋总督府登记造册的移民数量，已经达到了九十八万七千四百三十七人，而且还会以每年近五万人的数量递增。加上第二代的出生，最乐观的估计，三年以后，吕宋岛上每年会增长十万人口，而且还会连年递增，最终在二十年内达到千万。
这无形中解决了一个困扰所有殖民地难题，那就是劳动者的紧缺——在肥沃的土地，没有辛勤的付出，也换不来一粒收成。尤其是像种植甘蔗、烟草和水稻，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作物，如果没有大量的人手，就不会有大面积的种植可言。欧洲国家在殖民地，是用黑奴和土著奴工来解决的，这样显然效率低下，而且有伤天和，对于以仁爱为精神内核的大明人来说，是无法接受，也无法普及的。
好在自身庞大的人口数量，足以提供殖民地所需的劳动力。随着移居吕宋的人口增加，华人本身的劳动力，已经取代黑奴和土著，成为建设开发的主力——除了危险的工矿业之外。
随着移民吕宋的热潮高涨，问题也随之出现——每个人都希望占到面积尽可能大，地理位置尽可能优越的荒地，然而这样的荒地显然是稀缺资源，于是争斗不可避免发生了。尤其是后来的移民，往往是动辄一二百口的举族而迁，而早期的移民大都是一家一家、甚至只身而来。先来的先到先得，占到最好最大的土地，像陈老栓家，仅仅八口人，就拥有五千多亩耕地。这显然会引起后来者的眼红，于是发生了新移民驱逐旧移民，将其庄园据为己有的案件，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引发了万历元年的移民大骚乱。
好在当时的人口还不算很多，又有郑若曾和沈京这两位干吏坐镇，他们迅速调集军队，平息了叛乱，并施以雷霆手段，处死了所有杀人强奸者，并将参与抢劫者流放棉兰老岛，在那里，对华人满怀仇恨的土著居民会好好的招待他们。
反思这次骚乱，两人一致认为，现行的先到先得的土地政策，已经不适应人口激增的速度，在经过一番讨论，并报经北京的沈默同意后，两人宣布了三条法规，这也被视为日后吕宋能良性发展，充满希望的关键所在：
第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已经在官府登记造册过的田产住宅，都得到东南总督府的保护，任何敢于侵犯他人财产者，都将遭到重刑处罚。
第二，自法规颁行之日起，原先的土地规定作废，所有无主土地由总督府统一分配，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开垦。
第三，所有未分配土地的移民，必须服从总督府的统一安排，否则视同放弃土地权利。
三条法规颁行，自然引起新移民的不满，许多人甚至扬言要回去，对此总督府宣布来去自由。但移民们本就是在国内活不下去了，才千辛万苦的抵达了这里，怎会在希望彻底破裂前放弃呢？所以最后真回去的寥寥无几。
将分配土地的权力收回只是第一步，更大的考验是如何分好蛋糕，并且杜绝狭隘宗族观念的毒瘤。沈京采取了双管齐下，首先通过大量的清丈调研，尽可能将待垦土地均衡划分成一个个大农场……对于地理位置稍差的，在面积上多做补偿，尽量做到每一个农场大差不差。然而每个农场分配一千丁口，每个丁口均分农场的土地，这样大约三四百个家庭，便被分配到一个农场中。
农场的土地归所有家庭集体所有，每个家庭都会按照丁口，得到一定比例的土地。对于名下的土地，个人可以永久耕种，但没有买卖的权力，只能以出租的形势在农场内部流转。如果要外租或者出售的话，需要得到农庄集体同意。
同时，在以家庭为单位分配土地的过程中，特意将那些举族来迁的大宗族分得天南地北，使其不能抱团欺压旁人。他还十分注意每个农场中移民的原籍地，尽可能使来自的各省的人们混居，消除地域观念。
打散原先组织的同时，必须要建立起新的组织机构，否则必会沦为一盘散沙，农庄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沈京按照沈默的指使，在农庄施行村长选举制。任何有志成为村长的成年村民，都可以参加竞选，通过两轮普选胜出者，将在接下来三年担任村长。
村长有权处理村民间的纠纷，决定来年的耕种计划，代表村子与南洋公司谈判，协调生产经营，分配剩余利润等等，权力很大。但十名以上村民便可以提出对村长的罢免，过半数同意便可罢免成功，并重新召开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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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闻所未闻的新政策，显然不是沈京可以想出来的，而是都出自沈默的构想。他显然把吕宋当成了试验场，想验证一下自己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国人。而沈默这次的实地调研，除了看一下移民的实际成果外，更重要的是，对在这里进行了十年的政治实践进行验收。
结果出乎意料的好，沈默之前最担心的是，民众的素质会不会成为民主的桎梏，但显然是多虑了……确实，在最初几年里，百姓普遍存在贪图小利、将自己的选票廉价出售的现象，花钱买票的现象十分严重。那些花费了巨额成本当上村长的人，自然会在任期内连本带利的捞回来，结果在那几年里乱象丛生，村长以权谋私、大肆侵吞集体利益的事情屡见不鲜，老百姓骂声一片。就连沈京也在写给沈默的信里，哀叹说对狗屁选举制度丝毫看不到希望，要是让自己来指定村长，情况会好很多。
沈默回信说，我承认你是一个英明的统治者，按你那一套，吕宋的发展速度肯定比现在快。但你能保证，自己在吕宋干一辈子？要是你的继任者是个糊涂蛋呢？还是给选举一些耐心，只要它能上正轨，将来无论是谁来当这个总督，都无法把吕宋折腾回去。
沈默都这样说了，沈京自然得咬牙忍下去，情况在万历四年以后，果然出现了好转，有了之前选举的教训，村民们的选择理性多了，不再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胡乱投票，他们要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村长。而村长们也终于感受到选举这道紧箍咒的威力，任期三年里不好好干，就是会被村民抛弃。明年又是选举年，所有的村长都在兢兢业业，拼了命的表现，就为了能多得几张选票。
用过晚饭以后，外面天色大黑，村长又带着村勇，到甘蔗地里巡逻去了，既是防止土著搞破坏，又是防止野猪糟蹋庄稼。
沈默在村长收拾出来的四层客房中，透过窗户望着远去的火龙，嘴角挂起满足的笑容。直到眼前一片漆黑，才坐回桌前，就着油灯开始写他的调查笔记：
‘在吕宋的普选实验，出乎意料的成功，人们只需要一些时间熟悉了解自己的权力，便会认真的履行选举之权。然而这里毕竟是在吕宋，人们都是移民，没有任何传统的羁绊，又有一个强大的权力机构推行，才有这么强的可塑性。若是换成大陆，哪怕有皇权不下乡的传统，百姓在精神无法违背宗族，在生活上必须依附大户，都会使任何的民主成为形式。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似乎并不适合本土，对于本土，似乎只能采用由上及下的方式，破坏小，难度低，缺点是不彻底，容易反复。……’
一路走来，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新气象，沈默却写下这样让人沮丧的话语。好在他笔锋一转，道：‘而在吕宋这样的新领土上，应当坚定不移的将普选继续推行下去，而且应当立即举行三级选举，建立三级理事会——由各村选出代表本村的理事，加入县级理事会；由各县级理事会，选出府一级理事，成立府级事会，由府级理事会，选举出吕宋理事会。每一级理事会对同级的政府机构，拥有质询，提议，要求财政公开、协商税收等各项权利，以反对暴政，保护民众为己任。如果这套制度能成功的话，有可能会传递回国内，导致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但希望不会太大，就像前面说过，各方面条件差得太多，’
写完了长长的报告，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雨，沈默有些担心那些外出巡逻的人们，却又有些羡慕他们，至少他们知道家在哪里，就算伸手不见五指，也不会迷失方向。但自己想要找的路在哪里？会不会迷失在黑夜中，都是未可知。
但他不能出错，因为还有那么多的人等他指示方向，期待着走向美好的未来呢……
第二天一早雨过天晴，沈默又看到了村长，得知他们昨夜安然归来，早饭前，他应邀参观了农庄的甘蔗林，以及新建的制糖作坊。对这个作坊，村长十分骄傲，他说有了它，不仅可以节约九成的运送成本，还比单纯卖甘蔗要多赚很多。具体是多少，村长保密，但从他兴奋的脸上可以看出，至少明年的选举不用担心了。
吃过一顿丰盛的早饭，或者说提前的午饭，留下了两根金条，队伍便离开这个围屋，没有再往东走，而是向北，与等在珠江府城的郑若曾和沈京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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