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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宋反叛的消息，很快传回了京城。
万历皇帝在气愤之余，又感到有些庆幸——正好可以借此机会，转移一下国内的矛盾，尤其是他和大臣之间的矛盾。
自从矿监税使肆虐天下，他就陷于大臣无休止的口诛笔伐之下。万历皇帝内功了得、置若罔闻，但他的大臣们可是要脸的，眼见着虎狼当街，百姓蒙难，他们这些为民父母的朝廷命官却束手无策，爱莫能助，便纷纷上疏求去。
其实这股辞官风潮，从万历九年便已经出现。自从沈阁老失踪后，万历皇帝便一心想要独裁，自然与文官集团发生激烈的冲突，尽管皇帝有着先天优势，无奈好虎架不住群狼，数次斗争，都以文官的胜利告终。
万历的骄傲和执拗，使他不知‘妥协’为何物，就算文官把他击败了，也休想使他服从摆布。于是热战之后，双方进入了冷战期，万历皇帝朝讲不御、郊庙不亲、章奏不批、缺官不补……更缺德的是，他抓住机会就罢黜大臣。
曾经有一位侍郎，只是因为奏章中出现了错别字，便被万历抓住小辫子猛批……不批奏章，不代表他不看。不看不批，大臣可以代批，还不算太坏。看了不批，就像站着茅坑不拉屎，才真叫恶心人呢……万历把错别字上升到工作态度疏忽，对皇帝极为轻视的高度，那位可怜的侍郎自然要上疏请辞。大臣纷纷上书挽留，万历却连象征性的慰留都没有，直接准奏，卷铺盖赶回家……
万历当时想的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把那些讨厌的家伙撵走了，正好换上自己中意的人选。然而文官们岂会让他得逞？别忘了四品以下官员由吏部铨选，三品以上官员由廷推产生，大臣们就是不选皇帝中意的人选，他们推荐的人选，皇帝又不中意。
万历也不是没想过用过中旨，绕过外廷直接任命官员……从法理上讲，这是行得通的，然而这是士林最不齿的事情，谁要是敢接受中旨任命，朋友立刻跟他断绝往来，出门就有人扔臭鸡蛋，到衙门上班，也会被同事和上司排挤。总之一句话，你会体会到什么叫众矢之的，什么叫生不如死的。
所以万历一吹出风去，那些‘幸运’的官员便吓破了胆，连连上书敬谢不敏，逼得急了，直接挂冠而去，不给皇帝揠苗助长的机会。
但是大臣们推荐的人选，也甭指望走马上任，因为铨选也好、廷推也罢，只有推荐权，没有决定权，最终还得皇帝出圣旨才算完成任命。
于是我用不了我的人，你也甭想用你的人，双方就这样对耗起来。万历九年，两京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九十四人，地方上缺巡抚三人，布、按、监司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人。三年以后，南北大僚强半空署，督抚重臣经年虚席，藩臬缺至五六十人，知府缺至四五十人。
最近这段时间，因为对矿监税使无能为力，剩下的大臣也基本歇菜了……掌管全国庶政的阁部院大臣中，内阁仅剩下申时行和王家屏。九卿中在朝供职的，只有都御史一人和侍郎二人，余则或因缺未补，或杜门不出，朝政已然瘫痪。
万历皇帝这才慌了神，毕竟他倚仗的内廷太监，抓人敛财是好手，讲到治国就抓瞎了。祖宗江山还得靠文官打理，所以他已经有些后悔了，只是死要面子不肯主动妥协，而吕宋反叛事件，正好给了他就坡下驴的机会……至少万历自己是这样想的。
因为即使放在历史长河中比较，本朝大臣也是一顶一的臭又硬，一旦涉及领土和主权，没什么好说的，肯定是喊打喊杀，顾不上跟自己斗气了。
但皇帝失算了，消息传开后，那些‘又臭又硬’的大臣，竟然十分罕见的对吕宋持理解态度，而将责任一股脑算到万历皇帝的横征暴敛、贪婪无度上。
万历下令廷议平叛，这次大臣们能到场的都来了。可是讨论的结果让万历极为不满……大臣们一致认为，不可贸然出战。他们说吕宋与本土远隔重洋，且有强大的舰队保护，不可贸然征讨。须得建造战舰，编练水军，储备物资、谋定后动。而且当前国内狼犬当道、民怨沸腾若斯，大兴兵戈的话，恐怕会引发民变。
大臣们说，吕宋毕竟孤悬海外，无法危及统治的根本，若是各省乱起来，国家就真的危险了。所以他们联名上书，请求皇帝撤销矿监税使，修明政治、与民休息，先将两京十三省的高烧退下去再说。
大臣们对吕宋叛乱的处理意见，是遣使严加申斥，如果吕宋方面是一时糊涂，看到触怒天威，自然会幡然悔悟，自缚请罪。如果吕宋方面执迷不悟，则可激起全国民众的怒火，到时候就算要打仗，民众也会全力支持。
简单说来，大臣们就一个意思——不先把矿监税使的问题解决，别的问题只能拖着。
但在万历看来，吕宋的叛乱太遥远，动摇不到自己的龙椅。用矿监税使摧毁工商业、打击东南豪族，才是维系皇权根本的第一要务，所以他万万不会上大臣的当，在大好的局面下半途而废的。
于是，君臣间又一次陷入了互不相让的死结，征伐之事自然遥遥无期。紧接着，长江以南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抗税暴动，也将朝野上下的注意力，从遥远的吕宋转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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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中叶以来的工商业大发展，带来了一轮快速的城市化。尤其是东南发达地区，城市的数量迅速增多，城市的人口急剧增加，深刻的改变了大明朝的社会形态，也改变了许多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与在农村生活的农民相比，城市里居住的市民，对暴政和危机的忍耐力要低很多。这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意识觉醒，思想觉悟有多高，而是因为他们脱离了土地，一切生活资料，都要靠劳动报酬来购买。一旦遇到经济萧条、商号大面积倒闭，城市中的工作机会便会急剧减少。失去工作的工人，就面临衣食无着的处境。如果再遇上金融风暴，将他们的积蓄一卷而空，工人们就彻底没活路了。
在不知失业救济为何物的当时，城市变成了火药桶，绝望的市民便是桶中的火药，只需一根导火索，一个火星就足以引爆。
然而最早的暴动，却发生在工商业相对落后的湖南长沙。
在长沙搜刮的税使叫马堂，他以四十万两的价格，买下了这个差事。比起其他大城市动辄百万的成交价，这个价格显然是赚到了。只是这位仁兄忘记了就在两年前，听闻何心隐被捕，蜂拥而至的湖南民众，将东厂衙门包围的水泄不通。
要不是何心隐出面劝阻，东厂的人，以及那一千名禁军，肯定全得报销在那一场。
这一次，世间已无何心隐……
湖南民众更因为何心隐的死，对太监充满了憎恨。马堂又是个不知死的东西，一到长沙，便网罗了数百名亡命之徒四处抢掠，使长沙顿时市面萧条，民不聊生。在搜刮钱财之外，他和他的手下还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将一位王姓诸生的女儿和周姓诸生的妻子奸污，两位秀才拼命阻止，结果一死一伤。
惨剧发生后，湖南生员们怒不可遏，很快便聚集了一千多人，在巡抚署衙门口击鼓声冤，痛陈马堂种种罪行。巡抚沈一贯拒不露面，他们便转而来到税监的署衙，双方扭打一处，冲突持续了十多个小时，前来支援的民众也越来越多。
最终在马堂手下开枪之后，愤怒的数万民众，蜂拥破门而入，纵火焚烧了马堂的署衙，打死了他的爪牙一百多人，并在他们的手臂上黥上偷字。又挖地三尺，找出了躲藏在茅坑里的马堂，将其扒成光猪，绑在架子上游街示众，最终在巡抚衙门前把他斩首。
在除掉除掉马堂和他的爪牙后，长沙民众仍处在亢奋状态中，生员们却渐渐恢复了理智，大家面面相觑——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下一步该怎么办?
就这么打完收工，各回各家？这可是击杀钦差、干掉一百多条人命的重罪啊。就算最后法不责众，可一定会严查严办，以儆效尤。至少他们这些有名有姓的生员是跑不了的。
但要是不收工，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总得有个名头，才能继续下去吧？而且又不是要造反，总得有个可期待的目标吧。
经过紧急磋商后，处于领导地位的岳麓书院师生，达成了统一意见——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政权，也不是打家劫舍，而是抗议横征暴敛的税务政策，惩戒伤天害理的税务酷吏，我们的目标是要求朝廷召回天下的矿监税使，重新制定合理的税则，并承诺不追究参与事变的任何人。
此次集体行动的法则也被约定出来。生员们率领长沙民众矢誓倡义：‘不掠一物、不取一钱，不及无辜，不扰市面！’
为了维持秩序，保护民众，生员们从起事民众中挑选两千纪律性强的工人，组建了市民护卫队，然后前往兵马司。兵马司的官兵，大都是何心隐的信徒，守军见到岳麓书院率领的市民护卫队，并没有任何害怕或者恐惧的情绪，反而笑嘻嘻的朝他们挤眉弄眼，只是出于职责所限，将大门紧闭。
接下来经过例行公事似的讨价还价，护卫队的人搬来梯子，从院墙翻进去，士兵们依然没有阻止，反而用嘴往旁边努一努，似乎在提示他们到后面去，他们就冲进弹药库去了。
护卫队将军械库中枪械搬空，一面巡逻城市，一面加紧射击训练，防备随时可能到来的大军。
大部分民众都暂且回家，岳麓书院的师生却没有回到书院，他们心里很清楚，虽然组建了护卫队，但真的不能坐等朝廷讨伐，那样性质都变了，朝廷肯定会将他们视为乱臣贼子！就算最后得到赦免，难保不会被秋后算账，总得找到个解决的途径。
师生们一合计，还是得由巡抚大人来挑这个头，由他出面向朝廷上奏，使事情的性质不至于升级到叛乱。
于是几名头领人物，再次来巡抚衙门。为了表示诚意，他们没有带手下，还递上名刺，按照礼节拜见。
这次沈一贯很客气的请他们在客厅相见，他首先对遭难的生员表示了慰问，然后又赞赏他们在起事过程中没有伤及无辜，同时也对他们的冲动行为表达了不满。他不同意出任起事首领，但答应帮他们上达天听，尽量说和……总之是和风细雨，滑不留手，让人生不起气，却也指望不得。
“巡抚大人这话说的，好像您不是这长沙城的执政官似的，”有个叫陈兴的起事头领，终于受不了他这个圆滑的做派，嘲讽道：“难道维护一方地界太平，百姓不受骚扰，不是您的职责么？您却对阉人鱼肉百姓，匪徒强奸杀人坐视不理，难道不是尸位素餐么？我们是在替您尽该尽的义务，您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这真是一方封疆该有的态度么？听说您是沈阁老的从子，难道不觉着为他老人家丢脸么？”
沈一贯被说得一阵脸红耳臊，终于不再推三阻四，告诉他们，容自己考虑一宿，翌日一早必有答复，生员们这才退去。
亲自送生员们离开，沈一贯转回，便见客厅多了一人，他不禁苦笑道：“这下你们得逞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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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昨晚的，今天还有两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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