啸海见到徐恩曾的时候了已经是耶诞节了。
今年的耶诞节，天津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英法并没有任何一方有心情去组织什么娱乐活动，每个人都在想办法离开天津。
啸海在等了大半个月之后，终于等到这位中统局徐副局长能腾出时间见上自己一面。
见面的地点定在梨栈大街的国民饭店，离齐思明租住的公寓不远。
徐恩曾看见啸海的第一句话，“天颢，也是好久不见了！立业……甚是可惜啊！”
立业是程建勋的字。啸海一听，见面就提起程建勋，似乎来者不善啊！
他表情也略带惋惜，“徐局长所言甚是。程叔不过想乱世求个安稳，但终究不能坚持自己的理想，可怜、可叹，也可怨。”
徐恩曾神情轻松了一些，看来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
如果他立刻与程建勋划清界限，这人未免过于薄情寡义；如果他对重庆方面表达不满，难免心怀怨怼。而现在这几句话说起来倒是态度明确，情感上也无可厚非。
啸海心里也松了一口气。徐恩曾能接下杀死顾凤鸣这个任务，可见是颇受国民党上层重视的一个人，万不可得罪于他。“徐局长，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许伟？”
许伟曾经就是徐恩曾亲自派到中央特科内部作为内应；上海地下组织被破坏后，徐恩又将许伟派到天津，可见对他是有多么信任。
提到许伟，徐恩曾的脸上露出些惋惜的神情，“他是个人才！可惜……”
啸海压低声音，凑近他，“许伟葬在天津附近郊区。”
徐恩曾抑制不住地惊讶，“怎么？你竟敢给他收殓了？”
啸海坐直身子，端起茶杯，算是默认了。
徐恩曾对他的印象又好上几分。“果然是个仁义的年轻人！孤军奋战多年，没想到竟然保持本心不变！”
啸海略显腼腆地笑了笑，“那是自然。既称之为理想，必为其努力。”
说罢，啸海从怀里拿出两张薄薄的日本牛皮纸递给了他。这种纸张非常坚韧，遇水不破，纸上画的不是别的，正是费尽千辛万苦拿到的天津布防图。
徐恩曾仔细看了看，立刻明白这是什么。他如获至宝，“你是怎么拿到的？”
啸海实话实说，“这两张图得到的过程非常偶然。一部分在法国领事内穆尔的情人手中，另一副是我从参谋部偶然得到。”
齐思明眸中闪过一丝亮光，意义不明。
经过一顿饭，徐恩曾对啸海的印象愈加深刻，比上海滩那个风度翩翩的状元后人立体了许多；尤其在风评不好的齐思明衬托下，他恨不得将所有夸赞的话都用在啸海身上，聪明、机智、勇敢、忠诚；甚至想做主将天津和谈的其他事务交到啸海手中，可是没经过重庆政府批准，他是断然不敢这么做的。
徐恩曾来到天津，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大大方方地住进斯里卡尔顿酒店。就像啸海大半个月没有见到他一样，他到了天津这么长时间，也没有任何一个日本实权人物找过他，似乎都在假装不知道，试探着对方的耐心。
饭后临别，徐恩曾表示，希望近期与茂川秀禾见上一面，要求啸海在丛中斡旋。
啸海当然满口应下，“近期，我就会和茂川先生商定此事，徐局稍安勿躁。”
晚上回到家，铭华和杨明天都没有睡下，他们不知道这场会面是不是又是一场鸿门宴，十分担心啸海。
啸海对这场会面的结果很是满意。他把整个过程告诉了二人，还有对这件事的预测。“齐思明此前与冈村宁次密切接触，却不想他是比较坚定的主战派，所以和谈毫无进展。现在徐恩曾来了，想弃了冈村宁次，另与茂川秀禾沟通。可是他忘了，日本人的本质都是侵略者，恐怕最后会两头不得好。”
“你为什么要把布防图给他？这可是咱们辛辛苦苦拿到的！”杨明天对他的做法非常不解。
啸海耐心解释：“因为我们这次战役的主要目标不包括天津。这布防图，我们暂时用不上；短期内，天津不会遭受炮火侵袭，倒是政治斗争会越演越烈。所以这布防图莫不如现在送了人情，如果未来真的情势有所变化，我们再想办法也不迟。”
铭华和杨明天还是有些惋惜，但啸海已经这么做了，他们俩也便不再多说。
啸海看二人模样，换了个话题，“有件事早就想告诉你们，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组织上要求咱们再发展一个新的党员。现在组织的情况比较困难，没有办法派出合适的人选支援天津，所以我们要从身边培养人才、发展人才。”
铭华有些茫然地看着他，“那你有什么人选吗？我们现在几乎是被群狼环伺，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人选？”
铭生，于铭生。”啸海提出自己的人选。
“那敢情好！铭生那孩子，我看着不错，聪明！虽然……”杨明天把不该说的话咽了下去，“但是心里特有数！”
铭华有些顾虑，“虽说举贤不避亲，但是我觉得铭生还有些幼稚，心性没有世文那么坚定，胆子也有些小……”
啸海知道铭华更多是为了避嫌，但还是让她提出人选，“那你认为谁合适？”
“郑品恒，怎么样？”铭华想到一个人。
啸海摇了摇头，“不行。不是我不信任品恒，也不是他的品性不好，而是他曾经明确地跟我说过，他只是个医生，不会加入任何政党或者派别，他只为自己的良心。”
杨明天有些不解，“可是咱们的工作也是为了良心啊！”
啸海不知道怎么解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他只能告诉杨明天：“人各有志，不好强求，所以我还是提议于铭生。”
铭华也打消了顾虑，脸上露出高兴的模样，“那好，我等着铭生回来，问问他愿不愿意。如果他愿意，那咱们就选个日子，把情况上报给组织。”
三个人在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在最艰难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前后，天津只剩下四个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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