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凡·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1827年3月26日），是音乐家、艺术家，是历史人物，也是文化符号。2020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澎湃新闻（thepaper.cn）将陆续推出纪念文章，通过文字、影音和图像重新审视贝多芬的艺术成就、精神遗产与当下意义，力图呈现丰富多彩的历史细节，提供中国知识人独有的观察视角，尝试与读者一起理解西方文明的本质。
在第一篇文章中，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刘小龙将呈现关于贝多芬的时代、生平与创作的全景式回顾，并提出有别于传统视角的评价和思考。
贝多芬《e大调钢琴奏鸣曲》（op.109)第三乐章
贝多芬雕像
2020年，全世界的爱乐者们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氛围中迎来了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的纪念年。这场横扫全球的疫情迫使所有针对贝多芬的纪念音乐会和学术活动取消或推迟，给热爱音乐的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沮丧和挫折感。那些活跃于舞台上的表演家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演出置于互联网上，尽管他们多么渴望同观众面对面交流，将最美好的音乐献给大众，还有贝多芬。然而，在这样艰难的时日里，贝多芬和他的音乐却再次成为焦点。这不仅因为周年纪念的缘故，还因为他的音乐对于今日人们面对的险境，有着特殊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它促使我们将目光重新聚焦于贝多芬及其作品，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回顾这位德国作曲家的艺术人生。
贝多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源于他从18世纪的文化运动中继承来的思想观念，以及古典主义音乐传统对他的耳濡目染。启蒙运动高扬的理性主义与本质探索，在思想和现实的双重层面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这本身就似一种预设的目标，激起人们接近并实现它的巨大热情。它成为贝多芬一生创作活动的思想底本和潜在动因，驱使他通过音乐不断追寻本质、展现人类的终极理想。在过去的200多年里，人们普遍将贝多芬视为古典音乐的魁首，把他的艺术在较为单一的思维层面神圣化。这种倾向根源于作曲家所表现出的理想主义特征，却又将贝多芬的形象予以简化，甚至曲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诸多显赫的贝多芬传记不断提示人们，如果我们在忽视贝多芬人生中存在的诸多矛盾而去标榜他的艺术与社会理想时，就会使后者沦为一种片面的教条，更无法洞悉他所怀有的理想的价值所在。本文力图呈现贝多芬人生中那些被忽视的矛盾，或许对他所执着的理想能够提供深层的注解。
他竟然成了一位作曲家！
贝多芬自幼成长于一个音乐家庭。他的祖父老路德维希是波恩选侯宫廷的乐长，长子约翰则是宫廷中的歌手兼小提琴手。尽管如此，贝多芬在其幼年并未表现出如同莫扎特那样的音乐天赋，却在父亲的要求下展开专业学习。
他最初学习键盘演奏，后来又加入小提琴。父亲约翰对孩子的教育和管束相当严厉，使小贝多芬过早感受到恐惧和压迫。根据贝多芬发小弗朗兹·魏格勒的回忆，贝多芬经常遭受体罚，并且被迫在深夜练习演奏。此类事件在贝多芬心中造成阴影，也影响了他对父亲这一角色的理解。它增加了一个幼儿仇恨音乐和这种职业的风险，更何况他所身处的音乐家庭本身就会带来无形压力。真正扭转这一局面的首个契机来自贝多芬的首位作曲老师，克里斯蒂安·格特劳勃·尼夫。此人于1779年来到波恩定居，并且很快将贝多芬收为学生。尼夫对文学、戏剧的钟爱，以及他充满新思想的音乐教学，使得贝多芬重拾对音乐的兴趣，并且领悟到音乐并非一种生存手艺的意义。他开始更加主动地学习音乐，逐步树立起成为一位音乐家的追求。
少年贝多芬画像
然而，贝多芬身处的波恩并非艺术成长的理想之地，尽管波恩宫廷在当时的文艺活跃度堪比帝国首都。1787年春天，贝多芬首次前往维也纳，希望在那里获得更好的音乐教育和发展机会。母亲玛格达雷娜却在不久病重，迫使他匆匆返回波恩。母亲于7月中旬去世，迫使16岁的贝多芬必须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父亲酗酒的恶习日渐加深，年幼的弟弟们要人照顾，凡此种种令这位年轻人不堪重负，又必须咬牙支撑。他恳请选侯将父亲工资的一半发给他，以此填补父亲被开缺降职的风险，而他的音乐学习和远大志向则变得虚无缥缈、无从谈起。拯救贝多芬的另一个契机来自魏格勒向他引荐的布鲁宁一家。这个家庭出身贵族，当时由海伦娜·冯·布鲁宁夫人和四个孩子组成。贝多芬从那里获得了久违的家庭温暖和厚爱，并且成为同龄孩子们的音乐教师。不仅如此，布鲁宁一家的知识氛围影响着贝多芬，培养起他的阅读与思考兴趣。正是从这里开始，贝多芬才真正意识到学识与修养对于个人成长的意义。1790年，顺道造访波恩的约瑟夫·海顿首次见到贝多芬，并且答应将他收为徒弟在维也纳学习。1792年11月，贝多芬在波恩选侯的资助下前往维也纳，从此展开他真正的艺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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