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看“贞屯悔豫皆八”这一说法，是否如上筮例中的“八”说相同呢？
《国语·晋语》：“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国之务也，吉熟大焉。……是二者，得国之卦也。”
我们看到本筮例的称法，不同于《左传》里记载的筮例中的那种称法，即“遇某之某曰”；也不同于前面所讲的两筮例中出现的“某之八”说法。而这一筮例出现的是“得贞《屯》悔《豫》，皆八也”这种奇特说法。那么，这“贞《屯》悔《豫》”，能否理解成《左传》里的筮例称法，为“《屯》之"豫"”呢？按《左传》里记载的《周易》“筮之”或“引用”例子分析，已知那时的《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六十四画符号及名称作为每篇里的“繇题”。而且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屯》篇里并没有以《豫》名称做“繇题”的。那么，这“贞《屯》悔《豫》”，就不能理解成“《屯》之"豫"”。这一筮例，也就不是“变繇”筮法(“变繇”筮法是一个所谓“卦”下有六个"繇"称，指某“繇”有变，后改成六个"爻"称)即没有得出《屯》里的繇辞。因这一筮例里，出现了“皆八”的说法，如同“艮之八”与“泰之八”筮法一样，应是“变卦”(所谓变卦是筮法上一“卦”变出另一“卦”，“变繇”与“变卦”不要混淆)筮法了。所谓“变卦”，就是在起卦时，起出的一卦为“主卦”，再通过“主卦”的“繇变”（后称“爻变”）而变出另一卦，即为变卦。那么，这《屯》就是主卦，而《豫》就是变卦了。
从这一筮例中的解卦说法来看，是通过《屯》和《豫》两卦象和卦辞结合来解卦的。这都属于把《周易》演变成“八卦筮术”里的东西，《周易》里本没有这些内容。如本筮例中出现的“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震，雷也、车也；坎，劳也，水也，众也。主雷与车，而尚水与众。车有震武，众顺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长也。故曰‘元’，众而顺，嘉也。故曰‘亨’，内有震雷，故曰‘利贞’。车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济，壅也。……坤，母也。震，长男也。母老子强，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师’。居乐出威之谓也！是二者，得国之卦也。”
这些都是“八卦”筮术里的东西，在“《周易》卜筮说”一章里有解说，这里也就不再细说本筮例中的“八卦”取象内容。而从这一筮例中的解卦说法来看，就是“变卦”筮法了。不过这里出现的“贞”、“悔”与“皆八也”在本筮例里是何意呢？
“贞、悔”也是“八卦”筮术上的术语，最早出现“贞”、“悔”的说法，是出现在《尚书》里的《洪范》（今人研究认为此文是伪文）一文中。“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
这《洪范》里说的“曰贞，曰悔”，单从此文中是无法理解在筮法上是何意。而最早出现“贞、悔”与卦名称在一起的说法，就是《国语》里的这一筮例了。“易学”上对“贞、悔”，在筮法上的一般认为是，本卦为“贞”，变卦为“悔”；或内卦称为“贞”，外卦称为“悔”。
三国时韦昭所注《国语》，对此筮例也有解释：“震在屯为贞，在豫为悔。八，谓震两阴爻不动，在贞在悔皆不动，故曰，皆八，为爻无为也。”
而宋人在前人筮例的基础上，总结出占卦上的筮法，如朱熹作《易学启蒙》，考变占第四里所总结的筮法如下： 凡卦六爻皆不变，由占本卦彖辞，而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 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辞占。 二爻变，则以本卦二变爻辞占，仍以上爻为主。 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辞，即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前十卦主贞，后十卦主悔。 四爻变，则以之卦二不变爻占，仍以下爻为主。 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占。 六爻变，则乾、坤占二用，余卦占之卦彖辞。
朱熹对“贞、悔”的说法是：
“凡卦六爻皆不变，由占本卦彖辞，而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
“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辞，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
按朱熹的说法，若单从“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的说法，类如三国韦昭所注《国语》，对“贞、悔”的说法“震在屯为贞，在豫为悔”。由此说法而知，“贞”就是代表“本卦”（也称“主卦”）的意思，“悔”就是指“变卦”了。朱熹说的“彖辞”，不是《十翼》里的《彖》文，而是指断卦上的“卦辞”。
我们还是把《屯》与《豫》两卦的卦画图示如下：(图略)
这是春秋时期《周易》里的《屯》、《豫》的符号。若是由《屯》变《豫》，那么，《屯》的符号应出现三个“变”画，经过变化之后，才得出“变卦”《豫》。我们再把《屯》变《豫》的“变画”图示如下：
(图略)
如上符号图示，《屯》卦符号里的第一、第四、第五繇画，在起筮时出现了“变繇”，是要有本画变成相反之画，经过“繇画”的转变，也就有《屯》变成《豫》了。而《屯》卦符号里的第二、第三、第六繇画不是“变繇”，即不用“变”的繇画。这不用“变”的三个“繇画”，其写法是“八 ”这样的，像数字“八”的写法。
《国语·晋语》里记的公子重耳为能否得到晋国而亲自告神以占筮，得出的一卦是“贞《屯》悔《豫》，皆八也”这种说法，这正是通过起卦时得出《屯》卦，所见《屯》卦里的上卦第六繇画与下卦里的第三、第四繇画不是“变繇”，才随口说出“得贞《屯》悔《豫》，皆八也”，这“贞《屯》”就是指主卦《屯》，而“悔《豫》”就是指变卦《豫》。这里出现的“贞”与“悔”就是指代“主卦”与“变卦”的称法。而“皆八也”，也正是根据主卦《屯》里的上卦与下卦六个繇画里的三个写法像八的繇画不“变”，而出现的说法。这“皆”，就是指《屯》卦画里的上下“八卦”符号里出现了不用变的“画道”（即“繇画”），并且这不用“变”的三个“繇画”，其写法如同“八”，故出现“皆八也”的说法。这里的“皆”又是与“之”是个对比的称法，“皆”是指一卦中的上下卦里出现了不变的繇画时的称法；而“之”是指一卦里的上卦或下卦出现了不“变”的“繇画”时的称法，如“艮之八”与“泰之八”的称法。由此也就明白《国语·晋语》里这一筮例中出现的“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的说法了。这一筮例里的“八”说，与《国语·晋语》里一筮例中出现的“得《泰》之八”及《左传·襄公九年》记的“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的“八”说是一样的。这三个筮例中出现的“八”说，既是指主卦里出现的不“变”繇画，而这不“变”的繇画又像“八”字的写法，才称之为“八”。
而这些应说是简单的东西，而被后人迷惑不解上千年，却称之为千古之谜的根本原因，是只知有今本《周易》，而不知有春秋《周易》文本所致，而春秋《周易》文本里所用符号的两个基础符号之的写法如"八"，故在起筮中才有此“某之八”涚法。
也由《国语》旁证了今本《周易》在战国后期以前还没有定型。由此这些筮例均说明，这一时期反映的是春秋《周易》文本，并没反映"九·六"式《周易》文本(即今本《周易》。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春秋《周易》文本是定型于何时。
4 、春秋《周易》文本的定型时间
通过对春秋《周易》文本与今本《周易》的对比，两者除结构称谓不同外，其内容是相同的。即相同的画符号、名称及文辞。而不相同的是，春秋《周易》文本里是以《周易》里的画符号及名称做为“繇辞”的繇题，今本《周易》里则是以“九·六”数字做为爻辞的“爻题”。
为何秦汉时期没有承传《左传》一书里反映的春秋《周易》文本呢？只有一种解释，春秋《周易》文本还没有把《周易》里的符号演变成阴阳属性，来以“九·六”数字代称，随着阴阳学说的上升，并成为帝国里的“思想律”，春秋《周易》文本，随之改造成“九·六”爻题的文本，也就易如反掌。
无论竹书《周易》、帛书《周易》、今本《周易》是一脉相承的“九·六”阴阳爻式的卜筮文本。而《左传》里反映的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画符号及名称来排《周易》每篇里的文辞“题称”，虽然这种文本也曾被史巫用于卜筮，但总的说，已经证明《周易》文本是个被演变和被改造的过程。也说明了今本《周易》，不是原创《周易》文本，这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因为从时间上说，《左传》反映的春秋《周易》文本远远早于竹书《周易》文本。既然今本《周易》是个被改造的过程，那么对春秋《周易》文本也就值得怀疑是不是原创的文本，事实上春秋《周易》文本却不是原创的《周易》文本。接下来我们先看春秋《周易》文本是定型于何时？
从历史上最早的文献中记载《周易》一书的，莫过于《左传》了。已知再没有比《左传》一书更早的文献书籍里有记录《周易》一书了。《春秋》里没有，《诗》里没有，《书》里也没有。《左传》之前屈指可数的几部书籍里并没有反应《周易》一书。就连目前从地下的考古上，也没有发现战国晚期以前有对《周易》记录的材料。考古上出土的战国中期的楚地祷祭竹简上没有《周易》的反映；考古出土的西周、东周时期的大量青铜铭文上也没有《周易》的反映，以及西周、春秋、战国前期考古出土地下其它材质上的文字记录里，均没有发现对《周易》一书的记录。这有待新的出土资料，对《周易》一书早于竹书《周易》之前的发现。
就目前从地上的文献书籍来看，唯有《左传》一书反映了《周易》，从《左传》一书里记载的最早的一个筮例来看，春秋《周易》文本已在春秋前期已经出现。即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里记“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这一筮例来看，春秋《周易》文本已在春秋前期已经定型。因《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所记载了在陈完（字敬仲）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一位周王室的史官来到陈国，而随身还携带一部《周易》面见陈侯，陈侯就让这位来自王室里的太史为其儿子完卜筮。周太史用《周易》进行卜筮，其结果是“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代陈有国乎？周太史给小敬仲卜筮一事，是记载在“庄公二十二年”，而这一年若换算成公元纪年，就是公元前671年。但这一年是陈国发生了内乱，陈完应是成年人了。这一年在记述此事时，又插叙追记陈完小时候被卜筮一事。那么，周太史为陈完卜筮的时间，应在公元前671年向前推溯30年左右，即公元前700年左右。史家记周太史为陈完卜筮的时间应是春秋（前770年—前476年）的早期了。当然周太史为陈侯的儿子以《周易》筮之的那一年，应是春秋《周易》定型的下线。因为唯《左传》一书里反映《周易》一书出现的时间外，无论是地上与地下出土的资料，再没有比《左传》里记载《周易》出现的最早时间了。若《左传》一书里记载周太史以《周易》为陈完卜筮之事为实的话，那么，春秋《周易》文本的出现，当是春秋的早期。历史上分界西、东周的时期，是以周平王迁都洛邑为界。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是公元前770年，这一年既是东周开始，也是东周里的“春秋”时代的开始。因东周时期里又分“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也就是说“春秋”时期是公元前770年开始，而周太史用《周易》为陈完卜筮的那一年是公元前700年左右。那么，《周易》一书有史为据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公元前700年左右，而这个时间离西周灭亡也不过几十年光景。由此我们推断，春秋《周易》文本的定型时间，应是在西周末年与春秋初期这段时间里。
总之，春秋《周易》文本不是《周易》一书的原创文本，应是在《周易》原初的文本上进行改造的文本。那么，春秋《周易》文本应是《周易》原初文本产生以后到春秋初期这段时间里定型的，这是无疑问的了。为何这样说，正是下面我们要论证《周易》原初文本并不是春秋《周易》文本的那种结构形式。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周易》原初的文本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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